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儒:一树桃花

2018-10-09 16:07:20 作者:柳向荣 来源 浏览次数:0

 孔子并不会刻意地站在一颗桃树下,看桃树花开。

       我们甚至找不到他与桃树有什么瓜葛。为了能取得一些验证,我又重读了一遍《论语》,就像是翻箱倒柜,一番地毯式搜索,结果令我十分震惊。一部《论语》不但没有一句与花草有关的表述,就连用比喻之类的文学手法来表达思想,也是极为少见的。给我印象最深的倒有两句,

        一句是:为政以德,譬如北辰,居其所而众星拱之。

        一句是:不义而富且贵,于我如浮云。

        不说《论语》惜墨如金,倒也是朴实无华。通篇不借助任何修辞手法,就能让平常文字“飞入寻常百姓家”。如此没有想象力的文字,何以能够千年不朽?这需要何等的自信和骄傲,需要何等的持重和镇定。想想,怎能不让我辈码字者汗颜呢。

        但是,孔子就站在春秋的百花园里,把自己站成一株树。他是一株桃李满天下的大树。儒林犹如春天的桃花源,以让后世沐浴着万千春光。孔子是打不倒的。每有一次劫难,便得一次升华。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孔子有这样的底气,也有这样的自信。

        孔子甚至有些讨厌花花草草,但他并不拒绝认识花草。他是通过读诗来认识花草的。这是一些间接地了解,但他认为这就足够了,他看到的只是“礼坏乐崩”的动荡时代。那个时代太过残酷,把那么好的东西糟蹋得让人心痛。那个东西就是“周礼”。在什么场合遵守什么礼节、演奏什么音乐,那是多么大雅的一件美事。可惜竟然被糟蹋了。谁来修复它、传承它、弘扬它呢?孔子当仁不让。“仁”是人最核心的价值所在,是君子的使命担当所在。有仁心的君子,就要做到“克己复礼”。

        也许“克己”才是孔子最严苛的地方,但也是孔子最伟大的思想。然而,古板于“克己”的儒生,难免被“繁文缛节”所裹挟,堕落成“活体木乃伊”。这一点并非孔子所愿,因为不同的人,践行“仁”的路径是不一样的。孔子的“仁心”理论,是建立在对个性的准确把握之上的。因此,就有颜渊问仁,就有仲弓问仁,就有司马牛问仁,就有樊迟问仁……各有所问,必有所答,却不尽相同。因为在孔子看来,仁之为仁者,当然要以人为本。不同个性的人,对“仁”的理解有所不同,必然会对“仁”的追求也有所不同。应该允许不同的人,以各自不同的特点去体验“仁”。

        但是,孔子把“克己”的落脚点放在“复礼”上。用现在的话说,就是做人要懂规矩、守规矩。所以孔子说:“克己复礼为仁”。也就是说,不管你是谁,也不管你多么有个性,这是一条用来定义“仁”的客观指标,也是一条衡量“仁”的最起码的底线。这个人被孔子定义为“君子”,有些时候又称之为“士”。在那个争霸的“春秋”时代,社会秩序大乱,坏就坏在没有人拿“礼乐制度”当回事。只是为了齐国称霸而找足理由,管仲在策略上提出要“尊周攘夷”。但就这也让孔子唏嘘了百年,他甚至视管仲为先贤。因为礼乐制度里有一种东西在,它事关贵族的尊严和君子的人格。离开了“礼”,“仁”就是无根之木,无源之水。没有礼乐何谈仁爱?孔夫子深谙此道,他的弟子也深谙此道。所以在《论语》中,曾子就说:“士不可以不弘毅,任重而道远。仁以为己任,不亦重乎?死而后已,不亦远乎?”呜呼,“仁”是什么?“仁”作为“士”自觉担当,更是需要用一生去追求的远道。有一位哲学家这样认为,可以把“仁”理解为核心、重心的意思。也就是说,一个人活着要有个核心、有个重点,做人不能马马虎虎。这个核心和重点当然是“礼”,是规矩。

        当然,我们对于“仁”的解读,也可以“望文生义”地把它理解为:一个胸怀天地的人,就是一个有“仁”心的人,就可以倚天地而立。理由是:这个“仁”字由“人”和“二”组成。就汉字的象形和会意而言,“二”可以会意成天地阴阳。无论合二为一,还是一分为二,这种天人合一的思想,在《易经》里就有很充分的体现和阐述。我想,这样来体悟“仁”,也许更能接近“仁”。话可以这样讲,但有一条要申明,这样做的危险是很大的。人们可以随意地通过臆想来理解经意,最终会扭曲甚至会毁了经典的。因为在孔子看来,“巧言令色鲜矣仁”。花言巧语用得多了,仁心仁义就会减少的。除此之外,孔子所强调的“仁”,其主体是很自我的“己”,而不是太过宽泛的“人”。苏格拉底说过一句话:人啊,要认识你自己。孔子没有说过类似的话,但是通读过《论语》的人,会深得其中之真谛:人啊,要做好你自己。

        有道是半部《论语》治天下。我私下以为,何以为治?唯有治学方可治国。此话也许有些危言耸听,但也不无道理。因为“克己”的孔子是一位“好学”的楷模。“三人行,必有我师焉。”他甘愿拜众人为师,也善于向别人学习。他把学习作为完善自己、改造自己的工具。当然还远不止于此,因为学习也不仅是工具,更是人品中最一等的品质。圣人不是神人,“好学”证明了这一点。《论语》以朴实的文风,还证明了孔子的另一点:实事求是。“巧言令色鲜矣仁”。高谈阔论不是说理的姿态,花言巧语也不是辩论的成色。就连赋比兴之类的修辞手法,孔子也是谨慎使用,他更不会谈自己不知道的事情。或者说,自己很难确定的事情,他是不会谈的。他谈的最多的是如何做个君子。何为“好学”?也许可以概括为:学到谦诚方为好,治为易平才是善。

        大器晚成的孔子有一句名言:“吾十有五而志于学,三十而立,四十不惑,五十知天命,六十而耳顺,七十而从心所欲,不逾矩。”数千年来,已经有太多人对标对表,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坐标。行文之年,我已过人生半百,对于“天命”似乎格外敏感。孔子所说的“天命”可有特指?孔子有言:“加我数年,五十以学《易》,可以无大过矣。”有人以为这句话是说,孔子五十岁才得到一本《易经》,他整个后半生都以研读《易经》为乐。假如此话可以为凭,那么人生的“加法”该怎么计算?显然是需要费一点脑筋的。细细琢磨,一个人能干事、干成事、不出事的黄金岁月,恰恰就在于“知天命”之年以后。在以后的岁月里,读一读《易经》,享受一下天年,干一番顺风顺水的事业,岂非所愿?

        有意思的是,孔子只字未提二十岁左右的人生。这是一个人最为叛逆的时候,孔子都干了些什么?他三岁丧父,十七岁丧母,二十七岁向郯子问学。在这期间,他给公卿贵族放过羊,看过库房。孔子总结这段时光是:“吾少也贱,故多能鄙事。”三十岁前后他开始办私塾收学徒,找到了自己的人生转折点。他得意地把这段时光概括为“三十而立”。公元前518年,鲁国大夫孟僖子临终前决定,让自己的两个儿子拜孔子为师学礼。那一年孔子已经34岁了。第二年孔子就被鲁昭公派往周天子处深造。正是这一机缘,孔子拜老子为师。

        但这不是一个讨论学问的时代。很快,孔子的赞助人鲁昭公被迫流亡到齐国边境避难,只是因为两个卿士的一场“斗鸡之变”。诸侯国可以戏弄周天子,卿大夫也可以戏弄诸侯国的国公,而卿大夫也同样会遭到自己家臣的挟持。这个时代拼的是实力,没有人坐下来论尊卑。孔子指责这个时代“礼坏乐崩”,但是争强称霸的事件依然每天还在发生。

        整个“春秋”就是一个嗜血的战场。这场争霸战持续了二百九十五年,进入到战国时代更加白热化。整个时局都处在剧烈的动荡之中,一切都在瞬息万变。什么才是永久不变的?怎样才能长治久安呢?在那个叫做“春秋”的时代,几乎所有的人都在寻找答案。37岁的孔子来到齐国,他给齐景公的答案是:“君君、臣臣、父父、子子”。齐国是孔子心仪已久的昔日霸主,但它绝不是孔子的避风港,也不是孔子施展才能的用武之地。很多卿大夫都想干掉他,就连三朝元老晏子也不待见他。孔子跑去向齐景公求救,齐景公说:“我老了,保护不了你。”齐景公也不比鲁昭公强多少,也是“泥菩萨过河,自身难保”。齐国也只不过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而已。

        晏婴指着仓皇逃亡的孔子的背影说:一个腐儒(相当于臭老九),就知道在死人棺材上做点文章,活人的事他是说不清楚的。被指脊梁骨的,并记在史书上,孔子是否是第一人?

        如果真是这样,孔子何以迎来他的“天命”之年?实际上,孔子的“不惑”之年倒也算是平顺之年,没有什么大书特书的。反倒是到了“天命”之年,一切突然变得诡异起来,节奏明显加快了。五十岁的孔子结识了一个人,惹上了一件事。这个人和这件事合在一起,就是“阳货去三桓”。“三桓”是指鲁国的季氏、叔孙氏、孟氏三大世卿家族。季氏为第一大家族,长期担任鲁国的宰相。阳货正是季氏最信任的家臣,他很看好孔子,经常劝孔子应该出来做官,算得上是孔子在政治上的知音。他告诫孔子说,身怀奇才不为国家出力才是“不仁”;喜欢从政而不愿抢抓时机才是“不知”。可是,阳货发动的“去三桓”失败了,他个人只身逃亡他国。孔子把刚刚活泛起来的心收归平静。到了公元前502年(鲁定公八年),阳货的同党公山不狃再次发动“去三桓”,暗中联络孔子,孔子有些犹豫,但也没有明确拒绝。当时,他的学生子路坚决反对,他给子路的说法是:“如有用我者,我其为东周乎!”这一年孔子刚好五十岁,看来他对个人的“天命”还是有些疑惑。

        有一点不必疑惑,那就是主动担当时代使命。这一点最具儒者精神。个人的小命运,应该与时代的大命运融为一体,那才是儒家所倡导的“天命所归”。类似的话孟子也说过:“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,必先劳其筋骨,苦其心志……”同一个话题两相比较,不难发现两代人各有侧重。孔子强调的是顺势而为的自觉,孟子强调的是勇于担当的自觉。一个是顺其自然,一个是理所当然。孔子说得很平和,做的也很平实;到了孟子那里,就已经是热血澎湃、义无反顾了。在很多时候,孔子都保持着平实的作风,很少说一些过激的话,做一些夸张的事情。他几乎没有讲过一句大道理,讲的只是做什么,如何做的“常理”。他不追求“说”得精彩,只在乎“做”得更好。他做人做事都很低调,也很克制。

        也许在孔子看来,当下的“逞强争霸”之病,就是因为有了“礼坏乐崩”的时代之弊。有此一弊一病,开出的药方当然应该是“克己复礼”。显然这是一道“偏方”。寄希望于极个别的个人修为,来矫正整个时代的偏差,难免跑偏,要多走一些弯路的。“礼坏乐崩”固然是时代之“病”,但是“逞强争霸”未必不是时代之“势”?显然,孔子不是这个时代包治百病的神医。但是,他主张克己复礼、三思而行,也就注定了他是这个时代的“忍者”。以“忍”谋“仁”可行乎?

        仁者无敌忍有时。否则,长期隐忍岂不荒废一生。但是,理想很丰满,现实很骨感。历史从来都是这样。孔子也一样遇到了这样的时代课题。52岁的孔子用不到一年的时间,就从一个小小的中都宰,先后升为司空、司寇,又替代季桓子暂行“摄相事”。这对于一个心怀“东周梦”的孔子来说,一切似乎都来得太过猛烈了一些,但也未必不那么合情合理。时代给了他答题的机会,怎能不放手一搏呢?孔子把矛头对准的是“堕三都”,而不是“去三桓”。所谓的“堕三都”,其实就是要剪去“三桓”的羽毛。这是一石两鸟的策略,但也是当时颇为急切的时弊。所以,当他提出这一建议时,鲁国公卿们表示了极大的支持。但是,当打到季氏家臣的都城门口时,季氏看出了另一种门道:孔子固然要宰三只羊,但他借的是孟氏的刀,行的是季氏的权。其结果是,借用的刀越磨越锋利,借去的权却大有旁落的态势。季恒子紧急收回了“摄相事”权,直接导致“堕三都”功败垂成。他还捎带着把孔子给流放了,那一年孔子已经55岁,此一去就是十三年。历史也是为圣人讳,把这次流放美其名曰“周游列国”。

        正是这件事终于让孔子彻底明白了一个道理,问题本身和解决问题的路径完全不是一回事。他创作了一曲《龟山操》,表达了自己的这一看法:“予欲望鲁兮,龟山蔽之。手无斧柯,奈龟山何!”从诗中不难看出孔子的感叹,手里没有砍山的巨斧,就连回归故国也都无可奈何。但是,我们已然看到,在那段颠沛流离的岁月中,即便是断粮七日,孔子也尚能弦歌于室,用诗歌来宣泄心中的落寞与惆怅。他的乐观与豁达,依然以昂然的诗情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,当然也感染着那段不容篡改的历史。现实出题,理想作答。经历了苦难的孔子,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初心和宏愿。

        公元前484年(鲁哀公11年),在一次抵挡齐国来犯的战役中,鲁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。担任战前指挥的正是冉有,宰相季康子问他师从与谁?冉有从容回答说:“学之于孔子”。于是,季康子赐给冉有一枚币说:“把这个送给你的老师吧。”就这样,六十八岁的孔子等来了祖国传来的信币,他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家国,结束他在异国他乡的流亡生涯。周游也好,流亡也罢,十三年的物是人非,对于孔子来说,他已经不在乎手中有没有“斧柯”了,让他最在乎的是他手中的经卷。那里面有他的初心和宏愿。

        “子不语:怪、力、乱、神。”我们知道,拿这四种东西说事,后来有两个方向:一个是形成宗教信仰;一个是诞生志怪小说。但孔子始终坚守“述而不作”的文化定力,为儒家竖起了独有的文化自觉。既不神秘也不荒诞,我们今天读《论语》就会发现,即便每一个章节都有一个核心,所论所述也还是显得零碎而又率性。没有一个统一的表述,缺乏概括性的定论。但是,正是其中散发着扑鼻的生活气息,才使得这种中国特色的哲学文本,更能充分地体现其“以人为本”的哲学理念。

        何为圣人?何为君子?答案应该是:君子就是圣人。如何才能做个君子,子路有三问,孔子也有三答:修己以敬、修己以安人、修己以安百姓。这就是孔子要做的君子。但对于个人的富贵荣辱,他也有自己的一个基本价值取向:“天下有道则见,无道则隐。邦有道,贫且贱焉,耻也;邦无道,富且贵焉,耻也。”也就是说,孔子是把个人的富贵荣辱,与国家的兴盛繁华结合在一起的。特别是要做一个君子,就要为国家的“有道”展示自己的才华,做出个人的贡献。谋求这样的富贵也是光荣的。相反,如果助纣为虐,发“国难财”,就是一种可耻的行为。绝不取这种不义的富贵荣华。为此,他可以像个隐士,枕着胳膊躺在芦席上,整天粗茶淡饭的,也是乐在其中。这就是孔子所讲的“道”,他讲的是“常道”,他不讲老子的“非常道”。可是,他也不乏老子的做派,认为当个隐士也挺好玩的。

        因此,耳顺之年的孔子基本上长期流亡,但他始终保持着乐观豁达的态度,还能苦中作乐。六十岁那年,孔子路过宋国遭人追杀,形容累累若丧家之犬,孔子听到后尚能自嘲。六十二岁时,孔子曾这样形容自己:“其为人也,发愤忘食,乐以忘忧,不知老之将至云尔。”六十三岁那年,孔子师生在陈国一度断粮七天,他仍能“弦歌于室”。

        但是,古稀之年的孔子活得有些纠结。他几次出来干政,都被学生婉言拒绝。这让他心里很是不爽,指责自己的弟子是“陪臣”。在孔子看来,“陪臣执国柄”不是他所期许的,他对此很是愤激。但是,鲁国在春秋时代也是一个并不保守的诸侯,锐意求变的鲁国,尽管在礼乐文化上最为昌盛,但也是最早实行“初税亩”改革的大国,也是领时代潮流的急先锋。时代的变化在这里依然风景独好。所以,主张克己复礼的孔子,只能是越执拗越不舒心。七十一岁那年,孔子听说四不像的麟出现,便放声痛哭道:“吾道穷矣!”遂搁笔不在编着《春秋》,世称“获麟绝笔”。七十二岁那年似乎格外寒冷,那是公元前480年的冬天。那个冬天寒冷而又漫长,卫国政变的消息传来,孔子就断言刚硬的子路会死于非命。果不其然,在逃亡中不肯乱了衣冠的子路,最终被乱刀砍成肉泥。年老的孔子备受打击,他倚门而歌:“泰山其颓乎?梁木其坏乎?哲人其萎乎?”七十三岁的孔子,走不出悲痛的心境,他的悲痛穿透了那个时代。他长叹道:“夫明王不兴,而天下孰能宗予?予殆将死也!”七天后,他抱憾而逝。

        孔子耳顺之年的“乐”,古稀之年的“哭”,让我们感受到,一个圣人的暮年,也是春秋时代最寒冷的冬季。但是,这个冬天的寒意,对于中华文化来说有太多的寓意,也有太多的诗意。唐人有诗云:“去年今日此门中,人面桃花相映红。人面不知何处去,桃花依旧笑春风。”一首好诗好到极品,就能经得住百般玩味。孔子百年之后,儒学依旧兴盛。这不得不让人联想到,一个与哲学有关的故事,正在以一树桃花的方式盛开着,描画着一个春天的笑脸。

        千百年后的今天,儒学是否会再度复兴?那一树桃花是否又一次重开,那个春天是否如约而至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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